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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1)

作者: 时间:2019年10月28日 信息来源:

   被行家称为不务正业的奇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利维德,二OO三年以三十五岁的“稚龄”获得“美国经济学协会”两年一度颁发的“克拉克纪念奖”(奖章,不设奖金,四十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后,接受《纽约时报杂志》特约记者杜布纳的访问;访问记长达万言(印出来整整十七页),不少涉及“私隐”,除了透露利维德年薪“可能高达”二十万美元,还说他的太太抱怨他不肯理发(“我希望他每年理发三次”),要他换掉那副戴了十五年的眼镜框(购入时已是过时款式;访问记发表后,利维德再上镜已不戴眼镜,头发亦像修剪过)及别终日坐在计算机前找资料。记者环绕其所写探讨社会现象的学术论文发问,利维德作了简略的解释。访问记发表后不久,二人便同意合作把利维德运用经济学“有效工具”剖析“严肃社会问题”的学术性论文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这是象牙塔学者推广所学的最佳办法。

  二人结缘的结果便是宣布五月出书但三月底已发售并迅速登上《纽约时报》及《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的《怪诞经济学:一个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StevenLevitt,Stephen Dubner:Freakonomics——A RogueZ,onoJnbC~lomsthet~ddenSideo/Everything)。吸引笔者兴趣的是书名,叫“怪诞经济学”和“流氓经济学家”,令人无法抗拒;而作者的名字亦引起笔者的注意,这不仅仅是记起《纽时杂志》那篇访问,亦因笔者《黑道白道,都有管理之道》(刊《万象》第三卷第七期),所据便是利维德(和另一经济学家合作)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毒贩财政的经济分析》
  这本只有二百四十二页的“小”书,果然没有令笔者失望,它基本上是利维德把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严肃论文改写成通俗可读、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亦很易上手甚且着迷的“小品”。所以有这种效果,笔者的看法有二。其一是利维德论文的取材无奇不有,题目更极尽“煽情”能事,比如上引那篇论文便给改为 《何以毒贩和妈妈同住?》(因为“四九仔”的收入比最低工资还低),这样的题目,你能不看下去吗?其一是杜布纳有支生花妙笔。
  对笔者来说,读《怪诞经济学》的最大发现是作者以具体数据,指出一九七三年一月美国高院判决一名堕胎妇女无罪,等于变相实施堕胎合法化(国会立法为稍后的事),是令九十年代开始犯罪率明显下降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此,皆因堕胎令没有家教不肯上学游手好闲染上毒瘾终于铤而走险的青少年减少有以致之。利维德的逻辑很简单——给父母“放弃”的青少年令犯罪率上升——堕胎使这种青少年数量减少——堕胎因此令犯罪率下降。利用维德的有关学术论文《堕胎合法化对罪犯的冲击》在二OO一年五月的《经济学季刊》发表后,引来不少学界和评论界的批评;《怪诞经济学》出版后唱反调者人多劫盛、来势汹汹,但作者尚未有“打倒昨日之我”之意,仍在其新设网站www.Freakonomics.com为此说解。
  利维德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仅止于考试分数,他罗列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双亲是高入息阶层且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子女亦较有出息;传统上父母认为多留在家庭陪伴儿女、多带他们去博物馆、文化宫参观、听古典音乐以至睡前讲故事等等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有助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但统计数字看不出有这种益处——也许在性格形成及价值观上这些数字不能表达的发展上有好处——即他们并不会因为父母无微不至的“贴身关怀”而出人头地。
  父母还有他们所作一切会影响孩子们长大后成龙成犬的想法,他们当然“望子成龙”,而第一件事是为孩子起个“有前途”的名字;我们中国人是此中老手,名字学且是一门涉及玄学的高深学问。不过,利维德以具体事例指出名字好坏与名主的前途有关是无稽之谈,他举了不少例子,其中以一九五八年纽约穷人(住公屋领救济金者)RobertLane的事例最典型。罗拔为七名子女起了一些很奇特的名字,而最特别要算“赢家”(Winner),罗拔显然希望他这名儿子未来大富大贵;可是,一九六一年,罗拔最小的儿子出世,他却给他起了个至今罗拔的家人亦感困惑的名字“输家”(Loser)。有趣的是,四十多年后,“赢家”彻底失败,是被捕过三十多次的歹徒;而“输家”则当上“杂差沙展(便衣警长)”(他的同事以Lou称之)。以名字而论,他们的地位显然对调,是“名不副实”的典型。
  为孩子起名反映了父母在特定环境下的“人生观”,罗拔叫儿子为“赢家”时,显示对人生充满希望,对后代有很高的期待;以“输家”名其幼子时,也许他再无明天会更好的期盼。利维德的研究还显示出父母,特别低人息、低教育和十多岁便生育的黑人单亲妈妈,会替子女起个“典型的黑人名字”,以示对族群和社区的认同;她们没想到的是,这类一望而知来自贫困黑人家庭的子女在劳工市场上十分吃亏,DeShawn肯定比Jake更难找工作,这即是说,白人若以黑人的名字申请工作比黑人用白人名字申请工作的成功机会低,这是研究人员编造像假名字假学历申请工作中所得的经验。利维德据一九六一年以来加州人口出生登记纪录一千六百多万个名字,编列黑人和白人最常用名字,对喜欢给后代起洋名的父母大有参考价值。
  《怪诞经济学》共六章,分别以新奇的观点讨论统计数字中的社会现象;除了堕胎与犯罪率外,笔者以为有关以色列十间“日托幼童所”的经验亦很有启发性。“日托所”规定下午四时放学,即家人须在四时到学校领回“学生”,但他们经常迟到,这意味校方须有一名职员留守,而这有成本;为了解决问题(设法使家人准时接小孩),“日托所”于是定出迟到十分钟罚款三美元的规定(加在月费三百八十美元上),等于说迟到家人要分摊学校的成本;可是,新例实施后效果完全在意料之外,一个月后“迟领个案”增一倍达二十宗。作者称这种现象为“适得其反诱因”(backfiring incentives)造成,因为三美元比看管小孩临时工的时薪低,而且家人付三美元便免除“犯罪感”,等于“道德诱因”大于“经济诱因”,他们更放心迟到;令人更感意外的是,“日托所”在罚款制实行十七个星期证实有反效果后宣布取消,但“迟领个案”不变,原因是“迟到”已不必罚款同时没有“犯罪感”。
  执法不假宽贷的警方亦会弄虚作假,当亚特兰大争取一九九六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利维德的实证研究显示警方故意压低犯罪率,以城市安全作为申请条件之一;犯罪率可以压低当然可以提高,什么时候警方会这样做?利维德认为在向政府申请拨款时,因为犯案愈多警方便需求更多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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